分离状态可能存在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某些下游行为的作出必须以上游行为为依据(限制下游)，第二种情况是指上游行为的作出不能侵犯下游行为的固有领域(限制上游)。

（二）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系统要求 国家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需要良好的环境质量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作为支撑[[6]。（三）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功效的协同发挥机制 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架构，在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制度类别包含生态环境党内法规、党的生态环境政策、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三种[28]。

3.《宪法》第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的明确证成 我国《宪法》第九条和第二十六条是宪法中的核心环境保护条款，既有对规范手段的描述，也有对规范目的的描述，从消极的环境干预、积极的环境保护、环境基准的设定、环境教育、政府环境责任等几个方面对行政权进行了指向[16]。宪法层面的人民基本权利的保障通过民法规范具体实现，国家对私人权利的限制受到公法的约束，二者统合于以宪法为中心的法体系中。因为法律的合宪性应当从规范实体和规范功能两个角度进行判断，考察的最终指向在于不抵触宪法的前提下尽可能维持法律的稳定，因此法律的合宪性解释对宪法解释产生了反向的回馈。一是民法典的生态环境保护功能的实现为具体的生态治理主体在实施治理行为中对基本权利进行限制提供了法体系的合宪性资源。其次，单行法律对生态义务的回应较少。

作为行政权行使重要主体的地方政府受其规范指向的约束，即被课以生态文明建设义务。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行为主体的行动方向设定了指引。给付判决与履行判决同属给付类判决的子类型，具有极为相似的适用逻辑，可以概括为查明被告负有义务—判决被告履行义务的基本结构。

被告拒绝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意味着行政机关主动放弃了首次判断权。理由主要有以下两点：其一，司法机关之所以对依法作扩张解释，主要是参照了履行判决中法定职责之法的扩张含义，但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值得讨论的是，针对拒绝履行的情形，应当合并适用撤销判决和给付判决，还是单独适用给付判决。至于第70条至第77条所规定的判决类型是否还有进一步分类的可能，仅从法律文本推断无法得出结论。

监督行政与纠纷解决的双重目的，在行政诉讼制度中塑造了低强度审查模式—高强度审查模式的司法审查强度区间。[12]其次，依法生成的法律关系，不仅包括从规范性文件中直接推出的法律关系，还包括通过法律法规认可的方式形成的法律关系。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613页。拒绝履行事实上已包含了行政机关明确的意思表示，属于一般意义上的积极不作为，与行诉解释第91条关于履行判决中的拒绝履行应作相同理解。将法院判决履行的给付义务限定为相应的，结合前述给付义务内容明确的要求，可以理解为，法院应当判决被告履行原告申请的内容明确的给付义务。[83] 结语 公共福利不可能依靠个人自由自动出现，而是必须在自由的条件下以积极的作用才能得到……与消灭等级制封建制度对个人发展的障碍以及国家的强迫权和解放生产力相反，这个任务当然不能通过限制国家来得到解决，而只能使用国家权力得以实现。

义务对应于公民的请求权，此处并无疑问，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给付二字。另一种是行政机关尚未作出行政行为，法院通过主动查明事实、适用法律，得出内容明确的给付义务。[41] 参见前引11，梁凤云书，第444页。[51]可见，在当时，行政诉讼法中的履行判决已然覆盖了行政决定和非行政决定两种行为给付的范畴。

该条规定，原告申请被告依法履行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待遇等给付义务的理由成立，被告依法负有给付义务而拒绝或者拖延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行政诉讼法第73条的规定，判决被告在一定期限内履行相应的给付义务。[33] 梁凤云：《不断迈向类型化的行政诉讼判决》，《中国法律评论》2014年第4期，第154页。

这类似于德国法上称课以义务诉讼为一般给付诉讼的亚类，对其应当优先适用。针对依法给付义务等不确定法律概念，采取不同的解释方案将导致截然不同的适用效果。

有学者认为应当将其修改为合理性审查妥当性审查等，以加强司法审查强度。[40] 参见何海波：《行政诉讼法研究3.0》，《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3页。行政不作为是与行政作为相对应的一种行政行为类型，并不区分行政决定还是非行政决定，只要符合作为义务存在作为的可能逾期不为三大构成要件，即可认定为行政不作为。[32] 综上可知，行政诉讼法第73条为给付判决设定的规范构造过于原则和抽象，后经行诉解释填充，又经最高人民法院所作裁判文书的解释，给付判决的规范内容更加具体和明确了。[23]由此可知，只有行政机关在作出实际给付之前没有优先判断或者裁量余地的前提下，法院才得以通过查明事实、适用法律，对给付义务加以明确，否则必须由行政机关通过行政行为予以确定。[78]更为重要的是，给付判决的实体性裁判功能也应限于给付行政领域。

但最高人民法院基于行诉解释第92条的等字，将给付义务扩张至给付行政外的征地补偿、土地出让，乃至行政处罚等领域，不但超出了条文文义，也违背了立法原意。[47] 参见前引6，董巍文，载贺荣主编书，第1613页以下。

一方面，当前我国的依法行政还需不断深化，形式法治仍是实质法治的必要前提。笔者认为，尽管给付判决负担的实体性裁判功能具有重大意义，但在现阶段，通过司法实践扩大其适用空间，并非妥当之举。

据笔者观察，在司法实践中，履行判决、给付判决同时适用。在法定职责与给付义务之间使用了或者一词，意味着，法定职责与给付义务系毫无交集的两个概念。

若一味作扩张解释，难免导致给付判决与其他判决类型在适用范围上发生重叠，甚而引发司法适用的混乱，影响给付判决特有功能的发挥。[76]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点也得到了司法解释的肯认。给付类判决意指法院作出要求被告履行某种义务的判决。[19] 参见章剑生：《现代行政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501页。

（二）作为实体性裁判的给付判决 低强度审查模式—高强度审查模式的司法审查强度区间意味着法官在具体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应当理性权衡，选择适当的司法审查强度，而不是一味追求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尊重，或是一味强调司法权对纠纷解决的回应。参见前引6，董巍文，载贺荣主编书，第1613页。

[11]司法实践中，裁判者更倾向于后一种意见。审判实践中，给付判决的适用不仅需要满足三个层次的构成要件，其裁判内容也要符合明确化的要求。

最高法院的上述裁判中似乎也隐藏着另一层意思：如果给付义务尚不明确，法院无法做出给付判决。行政机关在规定期限内不履行行政义务的，可以直接进入执行程序。

行诉解释第92条列举的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和社会保险待遇三项内容，均属金钱或财物的给付。比较法上，行政诉讼的诉讼类型也是在参考民事诉讼制度基础上予以划分的。[58]合法性审查不再困守形式合法性，而是为司法实践中扩展到实质合法性保留了充分的弹性，也为低强度审查模式和高强度审查模式和谐共处留下了空间。[43] 参见[德]弗里德赫尔穆·胡芬：《行政诉讼法》，莫光华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82页以下。

[3]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编：《行政诉讼法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318页。[41]笔者以为，这种观点在既有规范体系下无法成立。

[80] 事实上，2014年行政诉讼法第57条第1款将先予执行的适用范围限定于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金和工伤、医疗社会保险金的案件也暗含了法院在给付行政领域可以采取高强度审查的意涵。与此相关的另一问题是，给付的内容如何确定。

这里的‘行政行为是一个大概念，可能是一种积极的作为，也可能是一种消极的不作为。[8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法律制度建设，意味着对民生的保障和改善，将从由社会政策主导的时代转向依靠民生法治和民生权利推动的时代。